怎么配资炒股 从联合国到华尔街，从翻译官到私募大佬，孙强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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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泽宇（网易财经智库主编）

导读：

孙强在职业选择上的每一次转型，都不是简单的为了薪资的提升，而是出于对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深思熟虑。在乐泊克的三年，他积累了宝贵的行业经验；在高盛的三年，他锻炼了自己的金融分析能力；而在华平投资，他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舞台，在投资界崭露头角。

正文：

1992年发生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事。

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给改革开放注入“强心剂”；同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浦东新区，上交所开始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中国金融改革如火如荼……

而在大洋彼岸美国华尔街旁的城宽街85号高盛总部，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工作了三年的孙强正面临着人生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正在参加高盛的入职培训，那一年，他36岁，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放弃了联合国高薪的翻译工作，而且即将要放弃美国绿卡回国发展。

私募股权投资一直以来都是促进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对未上市的初创企业来说，PE的重要性不言自明。1992年后的中国，私募投资方兴未艾，孙强，就是这一行业的见证人之一。

从1994年至今，孙强已经有三十年的私募从业经历。他先后供职于高盛和两大国际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华平投资集团和TPG集团，历任华平投资集团亚太区主席、TPG集团中国区董事长。孙强三十年来投资了众多在当时还处于初创期的、但日后被大众所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比如国美、58同城、亚信、神州租车等等。

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但也不乏失败的教训。2024年，他把这三十多年的投资心得总结成一部书——《一个投资家的成败自述》付梓出版，书中详细记录了他的个人经历以及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后的成败得失。

与其他自述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在业界已经成功的“私募大佬”，书中花很大篇幅记录了他在投资中失败的经历，这些失败经历都一一被孙强总结成避免再次失败的经验，分享给金融从业者。

可以看出，对孙强来说，成功只是一个结果，而失败的教训才有更大价值。而从这其中，也能窥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发展变迁和一代人的商业浮沉。

跳出舒适区，30多岁转行做投资

孙强自幼在杭州长大，高中毕业时选择参军入伍服役。

1977年冬，高考重启，孙强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成功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英语专业。大二那年，适逢联合国在北外公开招聘翻译官，孙强成功入选，并在1984年被派赴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工作。

放到今天，联合国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单位，时间自由、待遇优厚，还能接触世界各国的外交官员。“联合国是一个舒适区。”孙强自己也回忆道，“离开舒适区总是艰难的，但我不想永远做翻译，给别人当‘传声筒’，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这使孙强萌生了转行去商界的想法，而这时的他已经30多岁了。

30多岁的选择并不容易，尤其是要放弃一份稳定且体面的高薪工作，转而投向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

“你当时就不害怕转行失败，一无所有？”

“本来有的也不多。”孙强说。

“失败了也没法再回联合国工作，多高的机会成本。”

“对自己还是要有点信心。”孙强回忆道，“我看过很多年轻人到了我们这个行业，有自信的人成功率就大很多。”

由于良好的英语功底，加之不断努力，孙强再次迎来人生转折，他最终被世界顶级的沃顿商学院录取，并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及国际问题研究硕士双学位。毕业后，孙强先是到资助他读MBA的法国金融家保罗·乐泊克的投资银行工作，完成了由翻译到金融行业的跨行转型。

人生的选择之所以难做，往往不是因为面对的选择太多，而是因为选择意味着放弃，意味着高昂的机会成本。“有人统计过，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每一天我们大概要做3万个选择，但大多是下意识的选择，比如吃什么、坐什么交通工具等等。”孙强说，“但有几个人生岔路的重大选择就非常难做。”孙强坦言。

1992年，孙强再次站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从人生轨迹看，乐泊克投资银行让他在国外已经再次拥有了一份收入高且相对稳定的工作，而且还拿到了美国绿卡。但他再次做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不易理解的选择——放弃绿卡回国，降级减薪入职高盛亚洲区。

这个决定要源于1992年初夏，孙强回国探亲的经历。他在北京和杭州小住了半月，发现城市面貌和他出国之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他的话说，“六年时间，恍若隔世。”受到中国巨大发展潜力的感召，他决定回国发展。当时恰逢高盛在香港扩张团队，但职位和待遇都不如乐泊克。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赌对了。

当过兵、扛过枪、去过联合国、又转行去做投资。这些转变都有非常大的跨度，也有高昂机会成本。而与每一次选择所放弃的职位、高薪相比，其实最大的成本，是时间。他回忆刚加入高盛时的那场入职培训，绝大多数学员都是刚毕业的MBA学生，而他上沃顿本来就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作为已经干了三年投行的新人参加入职培训，感觉怪怪的。”孙强回忆。

无论是孙强所在的年代，还是现在，大多数人都被严格框定在“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的规则里，年龄越大，选择越难，选择余地越小，似乎是每代人的宿命。

孙强跳脱出了这种宿命。孙强在选择读MBA时已经30多岁，真正开始从事私募已经年近40岁，但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

“伟大是熬出来的。首先你得熬，第二你得努力，第三得等机会。”这是孙强非常同意的一个观点。在他看来，年轻人现在普遍面临的35岁焦虑，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好事，因为之所以能够焦虑的前提，是至少还有选择。

“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时候未来的机遇是看不到的。我上高中时，根本就不知道将来会干什么。在部队那四年，想了想自己还能干些什么，于是我就找了个机会学英文。所以在看不清未来的时候，做好内功，把自己的基础打好，学了一身本事，以后怎么都会有机会。”这是他给年轻人的建议。

When in doubt, sell half

因为在孙强看来，人生是一场长跑，而非一城一地的得失。这样的人生观也折射在他的投资理念里。孙强投一家公司，最看重的不是这家公司的业绩及财务指标，而是创始人的韧性——“就是一个人坚韧不拔地相信自己能做成一件事”，他举了物美创始人张文中的例子，即便在被判入狱后，张文中依然坚持学习和工作，最终冤案平反后，公司比以往更成功。“这就是企业家的韧性，财务指标只能反映过去，而未来则掌握在企业家的手中。”孙强说。这样的投资理念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孙强作为一个成功投资者的原因。

但是，“识人”二字看似简单，其实在实践中确有很大难度。私募股权投资作为未上市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暗藏很多风险。一方面，这些企业多来自新兴行业，投资者需要判断所谓风口是泡沫还是真的价值；一方面，很多未上市的企业都属于初创期，内部管理并没有建立起高效的现代管理制度以及科学规范的财务制度，甚至连创始人团队，都有很多“看走眼”的情况，孙强也吃过这样的亏。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那时做互联网集成系统业务的亚信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初创公司，孙强看准了它的发展潜力。1997年12月，孙强代表华平投资了亚信，但到1999年初的一天，亚信的创始人之一田溯宁突然提出要离开亚信，去创办另一家全新的网络通信公司。“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核心人物在公司发展早期的时候走掉，是非常危险的。”孙强回忆道，“但好在亚信有两个核心人物，田溯宁走了还有丁健在，所以在那个时候，团队我没有看错，赛道我也没有看错，他们走的路也没有看错，但差了这一个人还是不一样的。”

投资亚信是孙强投资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它给孙强上了重要的一课。2000年3月3日，亚信在纳斯达克上市，当时正值美股互联网泡沫的顶峰，亚信上市当天收盘股价暴涨314%，总市值达50亿美元。发行新股后，华平持股18%，价值9亿美元，相对于1000万美元的成本，升值了80倍。

但遗憾的是，孙强错失了在顶峰退出的机会。随着美股互联网泡沫破裂，纳斯达克指数暴跌78%，5万亿美元市值随之蒸发。亚信股价也从100多美元跌倒50美元，当时华平的六个月禁售期已满，浮盈还有40多倍，这时本是最好的撤出时机，但孙强没有减持。“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孙强事后回忆道，“我当时跟田溯宁、丁健（两位亚信创始人）都成了好朋友，产生了比较深的友情后，对于投资的判断就开始有误区了，没有看到大势。”

同时，他也低估了退出的难度。美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重要股东、董事均属于知情人士，只能在公司业绩公布后的4-6周内买卖股票，以防止股价大幅波动。因此孙强能够减持的窗口期本来就很短，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股价下跌。最终，华平投资亚信从浮盈几十倍降到了3.3倍。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私募投资都一直是一个残酷的行业，因为机会总是稍纵即逝，投资人需要结合时弊，在短时间内做出最富商业价值的投资决策，这极其考验投资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

“所以，后来我自己给自己总结了一条经验叫‘when in doubt, sell half’，就是在有浮盈时，看不准的时候起码卖一半，卖了一半如果它再涨上去我还有一半；如果跌下来我已经套现一半了。其实我们那时候如果能卖一半亚信的股票，基本就锁定回报了。”孙强总结道。

泡沫还是真价值，关键看应用

纵观孙强三十年的投资历程，虽然过程曲折，但是他的投资所涉足的领域基本上都踩中了时代的发展脉搏。户外广告、房地产、零售、TMT等，这些曾经高增长、高回报的行业，都有他的投资足迹。“做投资，对宏观大势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他说。

中国从来不缺风口和概念，但是真正富有投资价值的板块总是凤毛麟角。对在私募行业摸爬滚打三十年的老兵孙强，判断一个行业和公司是否有价值，是他多年的必修课。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心得，就是“判断一个行业是泡沫还是真的价值，我会优先看这个行业有没有大规模的应用。”他举例道，“比如区块链和元宇宙（AR）的概念已经存在有十年以上了，虽然各种新闻、解说天花乱坠，但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而人工智能就不同，AI出来以后，我去TCL找李东升，TCL已经在大规模地应用。他们就讲，生产电视机有一个很小的工序，原来用机器人都做不了，就得用手工。但是现在用AI来做，效率提高30%；包括我们使用ChatGPT来处理工作、撰写报告等，效率都会有非常大的提升，应用非常广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真正的潮流，不会是泡沫。”

“如果要在中国投资AIGC，相较于投资大模型，投资垂直模型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现在是撒种观察的好时机。”孙强认为，AIGC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会更多地集中在应用层面。大模型的研发优势主要在美国，而且动辄耗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相比而言，中国有广阔的AIGC应用的消费市场，且中国消费者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较高，因此在AIGC的应用场景方面，中国会更有发展优势。

孙强认为，AI大模型的底层需要算力支持，算力的背后需要大量的能源供给。而中国又有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宏大愿景，所以，传统高污染的化石能源势必无法成为算力支持的主力能源供给。因此，中国市场对光伏等清洁能源的进一步开发、研发和利用将有巨大需求。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光伏及新能源行业的“产能过剩”只是英美等国在成本和价格方面竞争不过中国而找的借口，这并不影响光伏等新能源行业依然是一个好的投资赛道。

让资本耐心起来，关键看机构资金

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银行融资往往追求大项目、低风险、短期回报。而在各种新科技、新技术企业不断涌现的当下，新兴科技企业往往需要长周期的资本投入，这与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不甚匹配，就需要引入更多耐心资本，私募股权投资就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在孙强看来，耐心资本至少需要包含三个条件：

第一，耐心资本不是市场通过散户渠道融来的钱。比如，前些年的“全民PE”现象，全国各地一度掀起的PE投资热潮，各行各业的人都去投PE，这种情况一定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热钱也肯定不是耐心资本。

第二，耐心资本要求投资者在投资时，对标的企业有清醒的判断，即既要相信自己对所投企业未来会盈利并带来投资回报的判断和决策，也要把企业在短期内不会立即产生回报的风险因素考虑在内，投资人应该考虑好企业创造价值、带来回报所需的时间周期，做好心理预期再做投资决策。

第三，在投资之前，投资者就应该和企业管理者在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商业模式、管理制度等方面达成共识，避免投资之后产生分歧和矛盾，影响企业后续融资及经营发展。

在孙强看来，耐心资本的投入必须由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相结合共同推进，“这两边一边没有耐心都不行。”

投资中国企业的资本通常给人“快进快出”的印象，对于中国目前耐心资本相对不足的情形，孙强认为，这与中国的实际国情有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用四十多年时间走过了很多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经济发展周期相对较短，环境的高速变化使得中国消费者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非常快，各个行业的发展和变化速度也非常快，“企业如果来不及转舵，可能就落伍了。”孙强坦言，“在中国做投资确实有这个顾虑，大家就怕自己的资金由于所投企业转型滞后于市场而被套牢。”

在孙强看来，资本不见得一定是要追求在越短的周期内得到越多的收益。因为，如果资本撤出后，投资人还会面临再投资的问题，而再找到一个好的项目标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对投资人来说往往是更大的成本。回报的可持续性，往往是投资人更看重的因素。如果一个项目可以持续为投资人带来合理的预期回报，投资人不见得一定还要转投更高风险更高收益的项目。“投资人追求的是回报，并不是时间。”孙强说。

孙强认为，从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周期来看，机构资金不足也制约着耐心资本的发展壮大。比如，在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构成更为丰富。美国大的保险公司、大的退休基金和养老基金都投PE，且资金占比远高于中国。机构资本都是长期资本，长期资本不足就使得中国私募投资的投资周期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加大机构资本投资PE的力度和规模，可能是壮大耐心资本可以思考的一个可行路径。”孙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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